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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先看罪状和法定刑。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颁布的《大清现行刑律》规定：“妇女拒奸杀人之案，审有确据登时杀死者，无论所杀系强奸调奸罪人均予勿论。”可见，法律上对凶器的归属并无特殊要求，也没有“杖五千”（“千”字或为“十”字之误，即便如此，据清代刑罚制度，笞杖刑各五等，笞十至五十，衔接杖六十至一百，不可能出现“杖五十”）。法律的表述非常明确：只要拒奸有确据，杀人为登时，拒奸妇女均无刑责，也就不会有什么“准听钱赎”；举重以明轻，若因拒奸致人受伤（伤而未死），妇女当然无罪。行文至此，面对这样一则真实的清律，不禁感叹，这与现行法律中的防卫时间与限度要求何其殊途同归，当下正当防卫的理论与实践，确有传统资源可凭。

　　再来看立法时间。平心而论，即便生活在民国的“妙判”编者未能准确把握清代有关拒奸的法制，但张问陶将拒奸者无罪释放这一处理结果还是可贵的，这才是“妙判”不易为人获知的真正价值——清末修订的这则条例，乃是将先后制定于乾隆朝和嘉庆朝的两项法规合二为一，后出的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例中才对类似陶丁氏案的“妇女拒奸杀人勿论”作出明确规定。这样看来，张问陶在莱州知府任内（1810-1812年），如果真有一惩恶扬善的超前“妙判”，不拘泥成法而契合公道人心，岂非妙哉！编写“妙判”的襟霞阁主，如果了解到这一关键，恐怕更要击节赞赏，当浮一大白。

　　真正的妙判

　　说到底，真实案件之曲折，更胜文学一筹。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“妇女拒奸杀人勿论”条例的制定，背后是发生在四川省内的拒奸事件。妇女李何氏因反抗周得佶强奸而致周得佶死亡，因当时缺乏明确规定，李何氏被四川总督比照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的通奸妇女悔过拒奸杀人与男子拒奸杀人例拟以绞监候之死罪。死罪案件需上报中央法司复核，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这三法司中最有发言权的刑部已经准备认可四川总督拟断，李何氏命悬一线。

　　好在三法司中的大理寺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：“明刑所以弼教，妇女首重名节”，无辜如李何氏竟被判死刑，情法不平，莫此为甚。这也提醒了刑部要赶紧趁机填补法律漏洞，于是法司奏请皇帝，如此案般无辜妇女反抗强奸而致行强者死亡的应予免罪，将李何氏一案即照此新例办理。

　　大理寺“签商”异议，不失为一则符合国法天理人情的“妙判”。对此，嘉庆皇帝十分满意，认为大理寺和刑部配合得很好，起到了复核死刑案件、及时改正错误的作用。而提出“签商”者即“妙判”的真正作者杨怿曾，虽隐于幕后，历史不应掩其光彩。